我与海南《特区时报》
郭 琳
1988年4月,海南挂牌建省,海南经济特区成立。这是中国第五个也是最大的一个经济特区。成立于1980年的深圳、珠海、厦门和汕头四个经济特区8年来迅速的发展,对内地人的生活以至于心灵,形成一股股冲击。人们对特区从起初的不甚关心逐渐变得心心念念。记得有一年《珠海特区报》在西安招人,风声传到陕西日报社,符合条件者无人前往。但后来《西安晚报》以及其它报的记者去了,传回消息说条件不错,引得不少人心动。待到海南特区成立以及一大批人奔向海南的传闻日盛,终于鼓荡起内地青年知识分子图新求变却也矛盾重重的心潮。
杨捷
这年的3月27日下午,我遇到了杨捷。
杨捷原是《延安报》记者。我1982年在延安记者站驻站时认识了他。他话语不多,我俩也就是几面之交。他那阵儿被借调到《陕西日报》,好像是做记协的一个什么项目。
他带我到二楼一间大办公室。他宿、办都在这里。
他说他应聘了《特区时报》。这个报纸当时我第一次听说。他告诉我这是一家民办报纸,海南大特区有特殊政策,允许企业办报。这张报就是海南科技工业园(集团)总公司主办的。办报伊始,亮出新的新闻理念,并在《人民日报》打出广告,面向全国招聘采编人员。他看到这广告后发去了自己的简历和主要作品。他的作品里有几篇内参,曾得到胡耀邦等领导同志的批示。《特区时报》看中了这一点,想让他去重点采写内参。他请假去海口在报社工作了一段时间,报社决定调他过去。但他家属不愿去,一时僵住了。
他鼓动我去,说以我的学历、职称、经历和能力完全胜任那里的工作,他也愿意推荐,让我准备一下业务简历,他帮我发过去。
他没有讳言他这么做对他有利的方面。他说他与陕西日报社领导谈过,如果《陕西日报》有一个记者被《特区时报》聘上,他就以《特区时报》记者的身份对调到《陕西日报》来。
这样一个对调过程的可行性及其难度,我完全不懂。但他所讲的《特区时报》的新闻理念和愿景在我眼前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引起了我的兴趣。
这兴趣点是四个字:民办报纸。
民办报纸
“民办”区别于“官办”,我所在的党报无疑是“官办”的,确切地说是“公办”,就是公家所办——党和政府所办。
其实这里的“办”不是一个正确的表述。正确的表述应该是“营”。营者,经营也,即筹划与管理。经营与资金来源、产权归属密不可分。在股份公司出现之前,经营者当然是出资者。股份公司出现之后,出资者即产权所有者亦即股东不必是经营者,出现了所谓的“经理人”,但股东终究是决策者,掌控着企业的发展方向。
1949年以前,中国的报纸绝大多数是私营,或是私人出资,或是私人企业出资。1949年以后,这种情况大大改变。
丁淦林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记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迅即对革命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进行调整与充实,建立起一个公营新闻事业系统,这个系统包括以《人民目报》为中心的党报系统、新华通讯社系统和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中心的广播电台系统。
……截至1950年,全国各大行政区、省、直辖市,基本上都建立了党委机关报(后于1954年随大行政区一起撤销)。与此同时,许多(地)市乃至县的党委机关报也纷纷创建,其中不少是原在本地出版的解放区报纸。由中共中央及各级党委机关报组成的党报系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营新闻事业的主干。此外,还有社会团体、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人民军队、少数民族和专业部门的报纸,《工人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健康报》、《文汇报》、《大公报》、《解放军报》等。据统计,1950年全国各类铅印报纸有 382种,1951年增至475种。经过 1952年的整顿和 1953年的调整,至1954年10月,全国共有报纸248种。其中国营报纸230种。公私合营报纸4种,私营报纸5种。……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报业的特点是:党报与非党报并存,国营、公私合营与私营报纸并存,其中党报、国营报纸占绝对优势。
该书记述了这一变化的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新闻事业的清理、整顿与改造工作,由没收国民党以及其他反动势力主办的新闻机构转为改造私营新闻事业。
据1950年3月的统计,全国共有私营报纸58家,私营广播电台34座。……
对于这些私营新闻机构,党和政府最初根据公私兼顾的政策,在经济上予以扶持。……
对于私营新闻机构的宣传报道活动,实行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但不得反对或者损害人民的利益。……
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私营报纸自身遇到了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首先,办报业务难以适应新的形式。党和政府要求新闻工作联系实际,对工作和社会生活有指导作用。一般私营报纸缺乏这方面的素质,不熟悉新的办报方式,因而报纸的思想性和群众性较差。……其次,在新中国的读者心目中,党报的威信远远高于私营报纸。私营报纸在采访活动和获得新闻方面的条件较差,获得广告也比较困难,使许多私营报纸在经济上难以维持。……1950年6月底,全国私营报纸已由3月份的58家减至43家,11月底减至.39家;12月底减至34家,1951 年4月底减至31家,8月下旬只剩下25家。根据这一新的情况,党和政府又转而采取合并改组、公私合营等措施,对私营报纸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至1952年底,私营报纸除停办者外,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此后,人民政府又逐渐退还私股,进一步将公私合营报纸改造成公营报纸。
这就是说:1952年底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已没有了私营(或者说“民营”)报纸,所有报纸都由党政机关主要是党委机关主办,而且绝大多数是机关报,像《陕西日报》就是中共陕西省委的机关报,也就是“党报”,主管上级是陕西省委宣传部。这里的“党”一度是广义的,包括民主党派,如《光明日报》就曾是民盟主办的。至于改革开放前有无政府部门办的公开发行的报纸,我手头没有确切的资料,不好说。
八十年代前,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党报不存在经营问题,经费来源是财政拨款,不登广告创收。
中国当代报业,除去澳台部分之外,是滥觞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作为非执政党的党报。50年代以后的现代当代中国报纸,完全是以政治宣传为使命的党的新闻工具。在经济意义上,直到80年代,中国的报业几乎完全是计划经济的典型行业,根本不存在市场竞争,也不存在利润导向。
——曹鹏:《中国报业集团发展研究》,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改革开放以后,党报逐步转型,财政拨款逐年减少。记得是八十年代中期,总编辑张光在一次会上讲:省上已不给《陕西日报》拨款,我们做到自收自支了。
也是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报纸上的广告开始有了,多了。到1996年,陕西日报社全年广告收入突破3000万元;1998年,达到6100万元(陕西日报社70周年社庆丛书《<陕西日报>史》)第164页)。
后来,记者们联系来的广告有了奖励,又发展为提成。广告部主任的身影开始出现在每年的记者会上,专门讲组织广告的事。不过在八十年代初这事儿不算太迫切,当时市场还是党报当家,甚至是独家。省会城市西安除《陕西日报》外就是一份《西安日报》,省内十个地市获取信息主要靠《陕西日报》。《陕西日报》每天早上5点前开印,邮局在报社旁边设有一个机构,印出的第一批报纸立即装车,当天就能送到咸阳、渭南等邻近的地、市,读者下午拿到。榆林、延安、汉中、安康几个远一些的地市,送到已是晚上,第二天上午到读者手里。我驻延安记者站时就是这样,没有看到过当天的报纸。这几个远一些的地、市当时也办有报纸,但都是四开小报,信息量小。在这样没什么竞争的情况下,读者选择余地小,加上各级党委往往下发通知要求下级订阅党报,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所以党报发行量还是稳步上升的,1988年《陕西日报》订阅数竟达到33万份,远超了盈亏点(《陕西省志(第70卷)·报刊志》第285页)。
《特区时报》
1988年12月,随着海南经济特区的建立,《特区时报》试刊号出刊,赫然标明:海南科技工业园(集团)总公司主办。
创刊号上刊出了名誉社长、原《人民日报》总编辑,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新闻学会会长胡绩伟所写的代创刊词《我希望……》,文中写道:
我在几个会上鼓吹大企业家办大报,就是大企业或企业集团办全国性、综合性的大报,这将是新闻体制改革的一个大突破。《特区时报》正是大企业集团办的报,是“海南科技工业园(集团)总公司”主办的、我国特区第一张跨省的大型综合性的大报。它是五个特区的报,是全国开放城市和开发区的报,也是全国人民关心的报。
这似乎是民营报纸的重出江湖。
昙花一现
但《特区时报》试刊号上的主办单位名称只是昙花一现。而且是一个被误解的昙花一现。
误解在于:海南科技工业园(集团)总公司不是私营企业,而是一个全资国企。
国企不是都能办报的,确切地讲,不能办公开发行的报纸。一般企业内部办的报纸俗称企业报,不能公开发行,不是正式出版物,只能在企业内部传阅。
例外情况是:一些体量足够大的国企,可以办公开发行的报纸,但也要有从内部转为公开的一个过程,譬如《攀钢日报》与攀枝花市委机关报《攀枝花日报》明显不同。
我当年在《特区时报》的同事、后来在英国莱斯特大学获得大众传播学博士学位的勾芍人说,八十年代中期他在攀枝花市委机关报《攀技花日报》作记者时,《攀钢日报》还是一家企业内部报纸,后来才改为公开发行。
勾芍人1989年进《特区时报》,时间比我早。据他所知,《特区时报》创刊号出来后,关于主管单位,引起一些不同意见,主要是关于企业是不是有资格作为省级报纸的主管单位等问题。
一个月后,1989年1月29日,《特区时报》试刊第二期面世,主办单位隐去了,只打了个“中国•特区时报社出版”。
报社的主管单位后来相继变更为海南省政府的厅级部门:海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海南省计划厅等,最后停刊前的主管单位是海南省文体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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