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儒在给大家准备饭菜

“不知道那个多哥兄弟的食管癌手术做没做？唉，如果我当时没出事就好了。我的护照还没有过期，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再去一趟，给他麻醉了再回来。”9月14日上午，山西省医大二院的麻醉师胡耀儒靠在沙发上说。

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仰起头转向西南——那里是多哥的方向。随着仰头，一截皮肤从白色的背心里露了出来，胸膛正中处的一条20多厘米长的疤痕显得很是狰狞。

这条疤痕是做手术留下的。去年10月12日，胡耀儒突发急性广泛性前壁心肌梗死，差点把命留在多哥。现在，身体刚刚好转，他就又开始惦记多哥的兄弟。

胡耀儒是山医大二院派出的援外医疗人员之一。从1975年开始，该院陆续派出90人次，前往喀麦隆、多哥、吉布提等非洲国家进行援外医疗。他们克服了气候不适、语言不同、文化迥异、条件艰苦、药品短缺等多种困难，为受援国提供了优秀的医疗服务。38年来，有6人获得喀麦隆一级骑士勋章，7人获得二级骑士勋章，3人获得吉布提自由独立勋章……

今年8月中旬，中国援外医疗队派遣50周年之际，国家卫生计生委、外交部、财政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商务部联合表彰了30个“援外医疗工作先进集体”。山医大二院作为山西援外时间最久、派遣人员最多、援外成绩突出的医院，成为我省唯一受表彰的医疗机构。

近日，记者采访该院的多名医护人员，请他们讲述了在“黑土地”上救死扶伤的故事。

克服困难他们全力挽救患者

对队员们来说，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高温。

时隔5年，山医大二院外事处负责人、法语翻译刘世健对喀麦隆的热仍然记忆犹新。“喀麦隆的南部还好，是热带雨林气候，比较湿润；北方是热带草原气候，太阳直射的时候气温能达到70℃。”那时候，医疗队的条件特别艰苦，外出时只能乘坐一辆早就应该报废的面包车，车里没有空调，“时间稍长就像烤箱一样，所有的地方都烫人。”他们只能自制降温设备——冰块。“每当我们出差前，厨师就会把灌满水的饮料瓶冻在冰箱里。”出发时，人坐在中间，周围堆着无数饮料瓶。不仅可以降温，还能用冰水解渴，可谓一举两得。

呆得时间久了，高温对医疗队员的威胁越来越小，但是另一个难题却是如影随形——医疗器材、药品的短缺。尤其是遇到急重症患者，这种短缺可能就是致命的。医疗队员们一方面随时留意把短缺的物资上报给国家相关部门予以解决，一方面也会因地制宜地尽全力挽救患者。“不管什么时间，只要是有需要，我们就会尽快赶过去，尽力给对方医治。我们始终记得，我们代表的是中国。”胡耀儒说。

其实，最让医疗队员们难以忍受的是思乡。一出去就是两年时间，离家万里之外，对亲人的挂念让他们度日如年。“医疗队员们最喜欢的就是拼命工作，这样时间能够过得快一点儿。”刘世健说。

生死关头他还在惦记病人

提到困难，他们都会淡淡地带过。其实，这些困难综合到一起，对这些年龄不小的医生们（我国派出的大部分是从业时间长、经验丰富的专家）来说，很可能是致命的。据统计，援外医疗50年来，我国共有49位医疗人员客死异乡。前文提到的胡耀儒就差点成为第50位。

多哥当地时间2012年10月12日晚上7点多，下班后正在驻地附近闲逛的胡耀儒突然觉得心里发空。他知道自己的心脏出了问题，马上吃了随身携带的速效救心丸，进行自救。同行的几位医生也立即与其他队员联系。

随后，胡耀儒被迅速送进多哥首都洛美的德国圣约瑟夫教会医院，该医院是多哥设备最好的医院。经检查，他被确认为急性广泛性前壁心肌梗死。医疗队马上与中国大使馆、卫生部联系，远隔重洋的两地同时开始为抢救胡耀儒而努力。

国内得到消息是2012年10月13日凌晨，当天正是周六，各方却在第一时间行动起来。安排专家、准备药物、办理护照签证，10月15日，山西省卫生厅的几位领导就和山医大二院的朱国斌大夫出发了。

在CCU（心脏病重症监护病房）住了一周，胡耀儒终于恢复神志。此时，他的妻子张赵萍、儿子胡博也已经赶到洛美。胡耀儒没有担心自己的病情，反而拉住儿子的手，布置了一个任务：给一个多哥病人做麻醉插管。

原来，有个多哥人被查出患有食道癌，需要手术治疗。病人说要考虑考虑，等他决定做手术的时候，胡耀儒却住进了医院。多哥的麻醉医生曾试着给病人做麻醉插管，但插了一个上午都没有成功，手术只能推迟。可惜，胡博并不是援外医疗人员，没有相关手续，不能帮父亲了却心愿。这件事，胡耀儒一直惦记至今。

住院后第23天，胡耀儒被送上了飞机。“病还没好，但是当时心包积液很少，专家们都说要回国必须马上回。”为了保证他的安全，相关部门做了一切准备。先飞到埃塞俄比亚，当地的医疗队在机场检查确认身体状况后再飞北京；北京机场检查后，再飞太原。

回到太原，胡耀儒被直接送到山医大二院的CCU，十多天后做了心脏支架手术。春节前复查时，他的心脏中发现了直径6厘米多的室壁瘤，又做了一次切除手术。

视频两边他们和家人都在报平安

要面对各种困难的不光是在非洲的医疗队员，还有他们的家人。这几天，山医大二院泌尿外科护士赵香梅的脸上有了些笑容，因为她的丈夫崔亚平快回来了。

2002年，崔亚平曾前往喀麦隆援外；去年，56岁的他又去了吉布提。“走的时候，他就担心93岁的老父亲出事，可他前脚刚走我公公就真的出事了。”赵香梅说。

崔亚平是3月底出发的，4月份他的父亲就因摔跤导致左侧股骨骨折，做了股骨头置换手术。崔亚平走的时候没敢告诉父亲，赵香梅骗老人说，丈夫去广州学习了。在医院住院的时候，老人每天都要问，儿子啥时候回来，赵香梅只能一遍一遍地说“快了、快了”。出院前，老人终于察觉不对，质问儿媳：“他就是学习再紧张，也不可能抽不出一点时间回来看我吧。你说实话，他到底在哪？”赵香梅只好说了实话。老人一开始有些生气，过了一会儿就释然了：“让他好好为国家干！”

其实，当时崔亚平压根不知道父亲受伤的消息。每周与妻子视频联系时，赵香梅都告诉他，家里一切都好，让他放心。“他是队长，我要是告诉他这事，他的心就乱了，医疗队还怎么干？我知道他也很不容易，虽然他在那头也是一直在说生活、工作啥都好。”

公公生病的那段时间，赵香梅每天早上6点就起床给公公做饭，做好了饭还要打成糊糊，给老人从胃管里用注射器推进去。照顾老人吃过饭再去上班，下了班做好饭再赶去病房，陪床到晚上12点左右。身体的疲乏、心理的压力，让赵香梅几近崩溃，没人的时候就偷偷地掉眼泪。但是，在视频中，她从来没跟丈夫提过一个字，她一直笑着说家里一切都好。

无私奉献换来非洲朋友的友谊

崔亚平的默默付出没有白费，今年8月12日，崔亚平获得了吉布提政府颁发的“自由独立勋章”。除了受援国政府给予的荣誉，医疗队员们在当地也时时能够体会到非洲人民对他们的爱与尊重。

曾两次前往喀麦隆的刘世健说，那种尊重一般人都想象不到。“喀麦隆的一些公路要收费，每次大约7.5元人民币，可是如果我们医疗队员路过，他们老远就会把栏杆拉起来。”刘世健还讲了一个故事：曾有当地的小偷翻墙进去，偷走了医疗队晾的衣服。小偷刚出去就被当地人抓住了，抓人的人说：“绝对不能偷中国医生的东西！”“我们在外面，安全绝对没问题。”刘世健骄傲地说。

胡博只在多哥呆了18天，同样被非洲人民淳朴的感恩之情感动。他盼望着有一天能像父亲一样以医疗队员的身份踏上非洲的土地。“他们的麻醉技术太落后了，我要去帮他们，最好把我的技术全部教给他们。”回到家里，胡博总是喜欢穿一件鲜艳的T恤，那是在多哥买的。

那片万里之外的黑土地和太原的“白衣天使”早已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友谊，随着一代代医疗队员的前赴后继，将会越来越深厚，越来越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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