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大家》杂志被停刊已经过去了4个月，如今终于传来复刊消息，《大家》复刊后的编辑部主任项万和透露，杂志将于明年1月正式复刊，复刊后的《大家》将不再有增刊。

主编换为李巍

复刊后的《大家》主编更换为李巍，他是《大家》曾经的主编。项万和则是在杂志创刊之初在编辑部工作了三年，之后调到出版社负责发行等工作，如今重新回到杂志社。

项万和说，杂志复刊是上上周确定的，目前他们在准备复刊前的工作，“第一我们要解决《大家》理论增刊的负面影响，我和李老师这次来北京，就是跟一些老朋友、老作家，还有《大家》杂志的作者见见面，听听大家的意见。也通过一些信息收集、调研，回去要重新确定一下怎么把复刊的工作搞好。”

《大家》复刊后的内容是许多人关心的焦点，项万和说首先要有好的、能打动人的作品，才能保证刊物质量。“《大家》从创刊到现在，板式、用纸、包括封面都一直没怎么变过，我们觉得也应该做一些微调，但是杂志的风格是不会变的，包括办刊宗旨，甚至要加强创刊时的办刊宗旨和方向。”

莫言获奖加快复刊

此外，项万和提到要恢复以前的“大家文学奖”，两年一届。该奖首创于1995年，奖金为十万元，首届得主是莫言。

项万和还表示，复刊后《大家》会刊登许多市场反响好的作品，“现在文学期刊和图书市场悖逆的情况很严重，很多市场上受欢迎的作品，在刊物上露面很少，即使露面也不是作为重头作品。文学刊物应该要领跑作品的最前沿。”

谈及理论版的问题，项万和说：“《大家》杂志办的理论增刊，我感觉媒体没有把它说明白，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大家》出了很大很大的问题。据我知道的情况，《大家》的正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理论版内容上偏离了办刊方向，我觉得偏离了纠正了就可以了。”不过他也表示，复刊后的《大家》不再办增刊，“我们会把所有精力都用在主刊上。”

如果不再办理论版的话，财政的问题又将如何解决？项万和说，他们首先会提高作家稿费标准，这样刊物才有可能被激活，至于具体的经费要如何解决，他说现在也在调研。“不能老是和领导叫苦。要参照全国的期刊看他们的运作模式是怎么样的，和领导报告，提出解决期刊出路的建议。”

■对话

李巍：不能指望文学期刊彻底市场化

新京报：你1993年创办《大家》的时候就在《大家》了，什么时候离开的？又是怎么重新出山的？

李巍：我2003年退休，此后就再也没有看《大家》。停刊的事也是在网上看到的，我当时真的非常意外，也非常心痛。毕竟这个刊物是我和同仁一起辛辛苦苦打造出来的。停刊后，出版社的领导通过另外一个《大家》创刊时候的朋友找我谈谈，会面后社领导就说你看怎么办啊，怎么能让它重新站起来啊，我就说了一些随意想到的东西，他觉得很有意思，就劝我重新出山，我说我真是没想过，因为已经退休近十年，习惯了这种很悠闲的生活，真的不太想做，但最后他们非要做，推辞不了。

新京报：复刊后的《大家》会有什么变化么？

李巍：创刊时候的办刊思维和宗旨是不会改变的，当时《大家》不是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黑白照片作为封面么，它实际上就是表现了《大家》办刊的一个宗旨，就是希望很本土也很先锋，很中国也很世界的文学精品通过大家·红河文学奖的运作促进中国文学能够走向世界，鼓励中国作家冲击诺贝尔文学奖，这就是我们当时的想法。实际上我们首届大家·红河奖的得主莫言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首先就证明了我们《大家》办刊方针的正确，它的可行性。

新京报：既然办刊方针如此正确，你觉得是什么使《大家》越来越式微呢？

李巍：这个原因很多。比如大家·红河奖办了四届之后就没有坚持。还有就是可能当时出版社的每一个部门都得挣钱，给了指标，无奈之下他们就办了理论增刊。

新京报：那《大家》复刊之后，经费环境会更好么？

李巍：我想作为一个文学刊物的品牌，不应该指望它会很彻底地介入市场。文学刊物在今天这个环境下，完全市场化是不可能的，那么有关的方面，包括政府都应该给它资助，让它能够生存、发展，而不是纯粹按照市场运作来完成。复刊之后，杂志应该也有争取经费补助的想法，但具体措施还是未知数。

新京报：有声音说《大家》复刊和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有关，是这样吗？

李巍：有关系也没有关系，有关系就是获奖给中国文学一剂强心针吧，给了《大家》复刊一个契机，一线生机。没有关系，就是因为当时停刊就是为了整顿，整顿完还是要办下去的。

新京报：会借鉴其他文学杂志的运作模式么，比如《收获》？

李巍：《收获》的运作就是一种惯性的运作，过去的地位已经维持在那，办了这么多年，图书馆订阅、学校订阅、机关订阅，它的订数已经恒定下来了，另一方面上海市政府关注这个品牌，每年给他们两百万的补贴，这就是他们的运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