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茅台”背后有多少权力和利益纠葛

胡印斌

去年10月，住建部公布了第一批中国特色小镇名单，以生产茅台酒闻名的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成为127个小镇之一。然而，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很多商家生产低端酱酒(酱香型白酒)，以次充好，其“高仿酒一条街”承担着当地造假售假的关键环节，一瓶假“飞天茅台”，利润在千元以上，销售则遍布全国。(《新京报》3月20日)

早在2011年前后，国酒茅台就处于假酒环伺的境地之中。当时有官方说法称，茅台集团年产量约2万吨，而市场上茅台酒消费量为20万吨。多年过去，“围猎”茅台的情形似乎并没有改变多少。尽管2016年茅台集团全年白酒总产量达到9万吨，但假货的真实比例究竟如何，并不乐观。

这样的情形不免让人疑惑和沮丧，一边是假货充斥，真酒难觅；一边却是供销两旺，市场火爆。那么，茅台镇为何走不出制假售假阴影？

记者调查发现，当下的“茅台”制假售假，在打击整治的缝隙中滋长，并越来越呈现出专业化、隐蔽性以及全链条运作的特征，比如打擦边球，搞一些与“茅台”有关联的产品，诸如“茅台内供酒”“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机关服务局专用酒”“部队特供酒”等。这些属于堂而皇之行走市场的酒品。还有一些标识“茅台镇”字样的，则属于公然造假。

此类假茅台因为契合了社会上对国酒的特殊偏好，也因其确实能填补供需不对称造成的市场空白，往往大行其道。你可以说这里边有着某种“高档”体验、“豪奢”享受，也可以说满足了关于权力的想象，反正，只要是那个味(酱香型)，就会从人的味蕾而延伸至脑干，进入意识层面。这种经由具体经验抽离出来的感官享受，往往是茅台长盛不衰的根源。

因为可以满足这样的心理体验， 众多假货顺利进入市场。毕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此种需求水涨船高，不愁找不到下家。一旦供给与巨额利润捆绑缠绕在一起，市场必然会畸形、劣化。一瓶假酒的利润高达千元，可以想见会产生怎样的市场动员能力。

基于地方整体利益，这些年来，公众鲜见真正有力度的打假。即便茅台集团也只能偶尔发出一些微弱的正名声明。就像今年“3·15”期间，贵州茅台集团发布公告公示，称只有“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贵州茅台酒才能称之为茅台酒，其他则属假冒侵权产品。但也仅此而已，“高仿酒一条街”照样生意兴隆。

这至少可以透露这样一些信息：其一、“茅台酒”有着专属的品牌利益，不得随意侵权；其二、在茅台区域酒产业蓬勃发展的语境下，企业打假力不从心。此前有媒体报道，就历史原因产生的不少企业名称傍茅台现象，由于年代久远，当地工商部门已不再追究。

此外，茅台集团下属的各子公司、孙公司也因为考核指标的压力，而开发了不同系列的品牌酒。茅台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李保芳日前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披露，茅台集团创新产品品类，开发了200多个具有茅台特色的纪念酒、收藏酒、文化酒品牌，满足消费者多层次的个性化需求。

在如此内外交攻、扭曲错乱的市场生态之中，如何界定茅台酒，如何打假，显然都不轻松。

无论如何，茅台乱象不能持续下去了。这不仅关系到国酒茅台的品牌价值，关系到能不能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质量时代，更关系到能不能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一瓶真正醇厚馥郁的茅台酒，理应与权力、与地方利益有一个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