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一名老年人在上海市某公证处进行遗产登记预约。中新社记者 袁 婧摄

76岁的北京人老韩，身体还不错。最近，他打算立一份遗嘱，把自己的财产分给3个子女。“以前想不通，现在想开了。趁脑子还清楚，把后事安排好，省得以后起争执，我和孩子们都放心。”

老韩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近年来，由遗产继承纠纷引发的法律“拉锯战”频现。从国学泰斗到著名画家，从寻常百姓到亿万富翁，遗产纠纷带来巨大波澜。

由于文化禁忌等原因，中国人不爱立遗嘱。然而，随着个人财富的增加，遗嘱的意义及价值日益凸显。围绕遗嘱的讨论及争议持续发酵，中国人对遗嘱的观念，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观念问题最关键

3年多前，当中华遗嘱库在北京成立时，陈凯想不到，这个旨在为老年人免费办理遗嘱登记的公益项目会这么火。

陈凯是中华遗嘱库管理委员会主任，也是一名律师。谈起设立遗嘱库的初衷，陈凯说，他希望帮助老年人做好“身后事”，也想借此呼唤社会重视遗嘱、关注老年人权利。

“没想到遗嘱登记的需求群体如此庞大，有的老人甚至专程从新疆坐飞机来北京登记。”陈凯告诉本报记者。最初，由于服务能力有限，登记处每天只能接待40个号，很多老人一大早就到门口排队。这几年，中华遗嘱库陆续在天津、广东、江苏等省市设立了登记处，但依然“供不应求”。截至目前，预约登记人数已达8万人，完成登记人数5万人，预约已经排到了今年9月。

“最近，有一名104岁的老年人前来做遗嘱登记。还有些老年人到了预约时间却没来，工作人员打电话过去，才被告知老人已经离世了。”陈凯说。

老年人对待遗嘱的态度正在发生改变。据中华遗嘱库的工作人员反映，最初来立遗嘱的老人，往往有一种凄凉的感觉。这两年，整体氛围上发生很大变化。很多老年人把遗嘱登记看做一场仪式，当成一件重要的家庭事务，有的穿得很正式，还有的登记完成后在现场合影，笑得很开心。

尽管遗嘱登记“一号难求”的景象引起了广泛关注与讨论，但距离成为社会共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此前有调查发现，60岁以上的中国老年人中，虽然大多认同遗嘱的重要性，但只有1%的人付诸行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该市一段时期内审理的遗产案件统计发现，有73%的案件是因为没有遗嘱导致的，而有遗嘱的案件里，超过60%是因遗嘱无效导致纠纷。

“归根结底还是观念问题。绝大多数老年人没想过用遗嘱来安排遗产，一旦处理遗产时没有被继承人的自主意志，就容易出现争夺遗产的情况，引起家庭纠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立新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在全社会宣传遗嘱效力、普及遗产公正和登记，依然任重道远。

陈凯认为，关于遗嘱的观念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进行风险防范，防止起纠纷；第二阶段是作为一种法律工具，让个人财富的流向符合自己的意愿；第三阶段是把立遗嘱当做一项责任，不给家人添麻烦，不给自己留遗憾。

相关法规不够用

目前，中国涉及遗嘱的法规，主要是1985年颁布的继承法。在杨立新看来，30多年来，继承法的相关法条亟待修订。几年前，他曾与时任黑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杨震一同负责“继承法修正草案建议稿课题组”。目前，他担任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继承编课题组总负责人。

“首先，继承法中对于遗嘱部分的重要性强调不够，把遗嘱继承放在法定继承之后，不太容易体现遗嘱优先的效力。”杨立新说。

他同时表示，继承法中列出的5种遗嘱形式(公正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口头遗嘱)，如今已经不够用了。

“现在很少有人用录音遗嘱了，那么录像遗嘱有没有效力？电脑打印出来的遗嘱有没有效力？”杨立新说，法律应当增加遗嘱形式，让被继承人有更多的选择。“此外，法律没有设立遗嘱执行人制度。只有遗嘱，谁来执行？谁来保管？这些都是法律要回答的问题。”杨立新说。

杨立新认为，上世纪80年代，逝者往往没有多少遗产，说起来就是几个盆、几个锅的问题。如今，遗产上亿上百亿者甚众，涵盖了各种形态，继承制度就必须相应地跟上需要。比较而言，国外的继承法常常有300多条，而中国只有30几条，因此应该尽可能地进行详细、全面的规定，满足人们的相关诉求。

其实，继承法本身，留有很多时代的印记。1985年继承法颁布之时，相关部门曾发布知识问答称：“华侨和港澳同胞死后留下的遗产，是他们生前从事劳动和各种职业所得，死后由其亲属继承，理所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现在海外有不少人认为，我们不讲继承，老人死后，财产归公。继承法的制定和颁布，足以消除海外同胞、台湾同胞和港澳同胞的疑虑。”

关于遗嘱“公正优先”的原则，是目前各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根据继承法规定，不同的遗嘱存在冲突时，公正遗嘱优先。但杨立新认为，继承法制定之初，中国的公正工作刚刚开始，如此规定能够给公正机构提供更多的机会。但从国际通行原则来看，应当以最后一份遗嘱为优先。

“比如，老人在临终前想改变遗嘱，只有把公正员找过来。一旦出现意外情况，就丧失了自由处置财产的意志。”杨立新说。

谈及继承法的修订及完善，陈凯认为，要做好遗嘱与其他财产管理类法律法规的衔接，如信托、保险、电子财产和电子商务等，以提升法律的前瞻性，为未来30年中国人的家庭生活和财富安排提供支撑。

公益机构太少了

随着遗嘱理念的普及，老年人对遗嘱公证及登记的需求水涨船高。2014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全国近3000家公证处的遗产继承公证量呈逐年递增趋势。

与此同时，类似中华遗嘱库这样的第三方机构也应运而生。在四川、广东、吉林、深圳等省市，公益性质的遗嘱库受到了老年人的青睐。

陈凯介绍，为保证遗嘱的合法性和保密性，遗嘱库为登记人提供了数十种免费的遗嘱范本，登记现场全程有录像和拍照，并对文件进行严格的密封保管。近年来，遗嘱库还引入了精神状况评估，确保遗嘱真实有效。

“从2014年开始，陆续有在库登记的老人去世，我们通知家属领取遗嘱，并做一些调解。其中有十几例调解不成、当事人向法院诉讼的案例。法院向遗嘱库调查取证后，很快判决遗嘱真实合法有效。”陈凯说，作为第三方，遗嘱库可以向法院提供完整证据，帮助法院认定遗嘱的真实性，在维护亲情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杨立新认同第三方机构在遗嘱登记方面的积极意义。但他同时指出，现在类似机构规模太小，一旦出现当事人在预约等待期间过世的情况，机构就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

事实上，从事遗嘱登记管理的机构一直面临较大的法律风险。杨立新举例说，曾有律师事务所帮助客户进行遗嘱见证。按法律规定应有两个见证人，但律所只安排了一人。老人去世后，继承人就此起诉，法院判决遗嘱无效，律所赔偿损失。“再比如，有的人在网上开通了遗嘱网，给别人保管遗嘱。万一数据丢失了怎么办？”杨立新说。

陈凯曾在工作中遇到过5、6起子女胁迫老年人立遗嘱的案例。所幸遗嘱库规定家属不能陪同老人进行登记，而工作人员在与老人的谈话中发现并及时中止了登记流程。但陈凯担心，如果没有完善的遗嘱登记制度，很难断定老人的遗嘱是否出于自愿。

对此，接受采访的专家和业内人士表示，应形成和制定一套完整的标准，并逐步建立和完善遗嘱登记制度。

谈及未来的规划，陈凯表示，除了提升服务供给能力外，也希望建立与政府部门的信息互联机制，打破遗嘱库“信息孤岛”的现状。例如，与公安机关的死亡人口信息匹配，在被继承人去世后及时发现，并通知继承人领取遗嘱。

与此同时，从去年9月开始，中华遗嘱库授权相关机构提供市场化服务，向年轻人以及公益服务不能、不适合服务的人群提供商业性服务，从而为公益事业反哺资金，形成造血机制。

“家庭既要用道德和观念来管理，也需要用法律工具来约束。在推动遗嘱理念和社会稳定方面，希望有更多力量参与其中。”陈凯说。（刘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