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一问一世界》杨澜，朱冰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作为中国电视主持人的年度聚会和交流平台，这次论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主持人与业界的权威人士、知名专家参与，其中包括中国、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的著名电视主持人、制片人，可算是中国主持界首次最高级别的聚会。尽管有如此之多的焦虑和苦衷，但是出现在同行们面前的杨澜，又恢复了原先的神采。作为晚会的主持，一开场她就提出，既然是主持人的盛会，那么就抛开一切陈词滥调，尽情发挥。每位嘉宾的发言，都充满了各种有趣的包袱和段子。然而，就如同在论坛上开怀大笑的杨澜有着不为人知的忧虑，在一派自由轻松的气氛中，这场论坛也触到了中国主持人的隐痛。

围绕“理想”和“现实”，主持人们展开了一场大讨论。对于电视从业者，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收视率与高品质电视节目、娱乐元素与深度思想如何平衡。白岩松和张越不约而同地表示，因为收视率不高，现在严肃的电视节目特别难做。“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脸上永远带着坏笑、擅长冷幽默的崔永元，就曾经受到过收视率的戏弄。从1999 年开始，崔永元的王牌节目《实话实说》因为受到了国内电视媒体的纷纷效仿，收视率慢慢下降，他使出浑身解数，依然未能稳固住收视率。从一度高达5.4 的收视率，降到了0.66 的低谷，崔永元的焦虑和纠结，一直延续到2002 年，他最终因得重度抑郁症而离开了《实话实说》。

如今的崔永元，虽然已经走出了抑郁症的阴影，但是时代的阴影，还是避无可避地落在了每个主持人的身上。崔永元的抑郁，也是这个娱乐时代的焦虑。当尼尔· 波兹曼用专著《娱乐至死》来探究和哀悼美国20 世纪后期的文化变故时，人们赫然警醒到，在21 世纪的娱乐时代，畅谈理想似乎是一件奢侈的事情。现在人们需要的，也许是眼花缭乱的图像和片段，快速地接受信息，又更快速地遗忘。

就在这次主持人论坛期间，《艺术人生》以“理想2005”为题，在上海制作了一期特别节目，邀请11 位不同时代的优秀节目主持人，畅谈他们的理想与现实。“理想”一词是由白岩松提出来的，他对这个词语的解释是“过去这25年当中，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带着我们要改变世界的梦想来做电视的。在一个大家都不谈论理想的年代，我们坚持用这个名字，警醒着同行与自己。”作为11 位嘉宾之一的杨澜，因为有了自身的切肤体会，所以对“理想”这个主题的理解更有发言权。在接受朱军的采访时，她说：“当你为了一个理想去努力奋斗，而且经历过挫折的时候，我认为你对整个世界的理解，会更深一步……这是人生非常宝贵的财富，你经历过很大的欢喜，也经历过很大的挫折，但是你还是能够站起来，重新回到你要做的事情上来，我觉得这是对一个人很大的考验，我很高兴我经历了这样一次考验。”

穿着粉色衬衫的杨澜谈笑风生，用调侃的语气轻松应对着朱军，而其内心经历过的冷暖甘苦却只有自知。阳光卫视出售之后，《杨澜访谈录》终于从天上接到了地气，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个收视为王时代的考量，这档承载了她人文理想的节目，是否能在电视泛娱乐化的大浪中，做到“深度”和“收视率”两者兼得呢？

“我不知道严肃的新闻原则和讲好一个故事有矛盾，我的信仰就是这两个一定是可以结合的，关键就是你能讲一个好故事吗？”在主持人论坛上，唐· 休伊特一开口，颠覆了国内主持人的困惑。这个头发花白的老爷子，没有选择中规中矩的西服领带，而是略略随意地穿了一件黑色外套。他给杨澜的感觉，不是文人的书卷气，而是浓重的江湖气。他于1968 年创立《六十分钟》之后，这一档以政府行为、社会事件、司法公正、人类灾难等“硬新闻”为主要选题的严肃栏目，不仅是美国电视节目中获得美国电视最高奖“艾美奖”最多的节目之一，同时它的收视率连续22 年稳居全美前10 名，被称为美国电视新闻史上的常青树。

而这一切的关键就在于：讲个好故事。为了讲一个好故事，唐· 休伊特一出手都是别人想不到的招数：他可以假扮成治安官去接近访美的赫鲁晓夫；为了取得飞机坠毁的独家报道，他租用拖船第一个到达现场，并在去的路上“无意中”撞翻NBC 租用的小船，回来后面对总裁的质询，只是耸耸肩说了句“爱哭的孩子”。这就是唐· 休伊特，喜欢竞争，喜欢变通地处理事情，其生存之道中潜藏着一种实用的街头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