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周末 俞飞 2013-02-10

[导读]回顾30多年前的伊斯兰革命，伊朗最大的问题，还是国内发展迟迟无法步入正轨。对革命无端贬斥与盲目吹捧，无济于事。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军

回顾30多年前的伊斯兰革命，伊朗最大的问题，还是国内发展迟迟无法步入正轨。对革命无端贬斥与盲目吹捧，无济于事。国家与社会再度渐行渐远，贫富分化日趋严重。历届政府有关经济多元化，摆脱国家过度依赖石油出口的承诺，成为笑柄。内贾德政府口口声声要改善底层民众生活，但民粹主义的举措根本缺乏持续性

伊朗改革50年之路

50年前，1963年1月26日，伊朗政府推出的土地改革计划与封建制度的“废除”、森林与牧场的国有化、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分红制、给女性以选举权、成立识字军团共6项改革计划，经过伊朗国家公民投票后开始实行。伊朗从此正式走向改革之路，此即由伊朗末代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发起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改革，被称作“白色革命”(意即不流血的革命)。

伊朗国王巴列维有意通过此次经济与社会的改革，非暴力地重建伊朗社会。此次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使伊朗成为一个全球经济、工业势力强国。巴列维引入了新颖的经济概念。其中，最重要的改革是土地改革项目，它使伊朗传统的地主失去了影响与权力，近90%的伊朗佃农因此拥有了自己的土地。

虽然“白色革命”为伊朗经济与技术上的发展做出贡献，但一些土地改革计划的失败、民主改革的缺失以及来自地主及教会的激烈反对最终导致了1979年将巴列维赶下台的伊朗革命。而从50年前开始的这场改革和继之而来的伊朗革命也一直在深刻地影响着当今的伊朗。

现代伊朗重塑：“白色革命”祸起萧墙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伊朗国王巴列维主政期间，内有得天独厚的石油资源，外有美国倾全力扶持，以国家现代化工业化为己任，推行“白色革命”，不遗余力。

一时间，伊朗国民经济增长连年翻番。以人均GDP而言，从1963年到上世纪70年代末，短短十几年就从200美元上升到1000美元，经济增长率独占鳌头，傲视同类中等国家。城市化率从上世纪50年代的30%，快速升为1978年的52%，首都德黑兰人口高达450万。

第一次石油危机后，伊朗成为油价上涨的大赢家，一年仅石油出口，就进账200亿美元。工农业与基础设施建设日新月异。电力从1960年6.8亿千瓦小时猛增为1979年180亿千瓦小时，水泥产量同期增长10倍，每年增加500万吨。兴建两万公里公路与17座机场，4座大型水库。更让人惊叹的是，成功建设6处原子能发电站。1977年，伊朗甚至雇佣了100多万外籍劳工支持经济建设。经济发展之快，由此可见一斑。

社会和福利政策同样不遑多让。国王成立扫盲大军、卫生大军与开发大军，城乡重建日新月异。土地改革向200万小农分配土地，成立2800个农业合作社，发放两百亿里亚尔贷款。教育投入惊人，公费奖学金资助数万大学生留学欧美。1975年，率先制定家庭保护法解放女性，妇女不必佩戴面纱，男女同工同酬。政府实施政教分离政策，废除宗教法庭，成立乡村法庭，推行教育世俗化。

伊朗政府口口声声表示，不出15年，伊朗可完全摆脱落后状态，成为像日本和西德那样繁荣昌盛的现代化国家。巴列维公主在回忆录中骄傲地表示，伊朗在土地改革、现代化建设和妇女解放三大领域，成就巨大；称赞其哥哥主政30年，国家跨越了13个世纪。西方学者也纷纷推崇巴列维国王不啻创造新波斯神话，值得第三世界国家效仿云云。

但在伊朗普通百姓眼中，对国王的施政评价却大相径庭。狂飙突进的经济增长，受益者多为占全国人口极少数的权势阶层，并未让底层民众雨露均沾，分享改革胜利成果。

在财富骤增和挥霍无度的气氛中，贫富悬殊问题浮出水面，德黑兰摩天大楼鳞次栉比，豪华轿车川流不息；而乡村凋敝，城市贫民窟触目惊心。与传统社会中相信宿命论的穷人不同，伊朗现代化进程中，经历巨变的普通民众渴望分享发展红利，他们的相对剥夺感极为强烈。这些为伊朗革命创造了雄厚的群众基础。

国王的经济改革，早已使得伊朗社会矛盾丛生，道德败坏。“白色革命”的负面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显露无余。尽管引入了众多的经济政策，“白色革命”没有包括有足够的措施以提高伊朗行政机构的民主代表性，但一些其他的民主改革被执行，例如扩展妇女的选举权。许多改革以拙劣的方式进行或成为政治腐败的牺牲品。例如，土地改革计划没有给大多数佃农以足够生存所需的土地，招致广泛的不满；土地从没有知识的佃农流失到放高利贷者的手中，对耕种至关重要的坎井(伊朗等国使用暗渠将水从高山引入平原)由于少了由地主组织的维护而毁坏，当坎井失效，数千个有生产力的村庄也将随之衰退。

而巴列维迷信经济增长与高压统治的两手策略，对已完全失效的改革无动于衷。在旧体制已濒临崩溃边缘的大背景下，不迷途知返，改弦更张，与民更始，反而不惜重金从美国购买大批军火装备，滥用军警特工维持威权统治，疯狂镇压异议人士。真可谓穷兵黩武，残民以逞。

值得一提的是，1971年，巴列维国王一边挥金如土，大肆纪念波斯帝国2500周年；一边却对升斗小民的悲惨遭遇毫不在意，全无半点同情之心。国王倒行逆施，彻底激怒了伊朗民众。社会矛盾全面激化，改革终将引发革命。伊朗民众放弃幻想，再也不愿继续受压迫与侮辱。

革命如箭在弦上。只要有一个火星，貌似不可一世的伊朗国王必将轰然倒下，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伊斯兰革命：国王下台，哪怕洪水滔天

历史选择了霍梅尼。人在巴黎的他，早年因直言不讳反对国王，屡次受到打击迫害，不得已流亡伊拉克14年。以霍梅尼为代表的宗教人士，痛恨国王世俗化政策。因为改革导致清真寺从20000座剧减到9000座，土地改革严重冲击宗教地产，又废除伊斯兰历法，控制宗教学校规模，驱逐宗教议员。宗教界断然与官方分道扬镳。为日后伊斯兰革命埋下伏笔。

面对重重艰难险阻，霍梅尼毫不气馁，越挫越勇。通过派人将自己的录音带和宣传片偷带回国的方式，号召民众起来反抗暴君。此时，众多在西方国家学习的伊朗左翼人士，也捐弃前嫌，与宗教团体同心协力，献身于推翻现任国王统治的洪流之中。

恰在此时，1977年伊朗经济全面衰退，通货膨胀如野马脱缰，民众怨声载道。而城市化进程中，大量离乡农民流离失所，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加之政治高压手段难以继续，政府政策弄巧成拙，顾此失彼。这些让一直醉心于宣传伟大波斯文明复兴在即的国王无地自容。其引以为荣的治国之道，不过是巨额石油美元换取民众默许的专制统治，其实弱不禁风，不堪一击。

1978年，巴列维国王身体不佳，宣布次年举行各党自由参加的全国大选，随后任命温和派的埃马米担任首相，后者推行自由化政策，力图安抚各方。这一切，在反对者眼中，无异国王示弱，让政权已走上慢性自杀的不归路。民众纷纷指责政府层出不穷的腐败现象，不满情绪逐步升级。之后官方实施首都德黑兰军事管制法，连一位家庭主妇都告诉巴列维公主：“太太，这不适用于我，宵禁只能对付恐怖分子。”

德黑兰游行示威如家常便饭，抗议声浪一浪高过一浪。连财政部职员也举行罢工，全国公务员无法领到工资，局势更为恶化。每次在国王武力镇压游行示威，为死者举办伊斯兰教40日葬礼后，必定再度引爆新的更大规模游行。

巴列维国王的改革，两头不讨好，保守分子批判改革太多、太快，激进人士则攻击太少、太慢。国王过于迷信自己，四面树敌，警告民众“谁不和我们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秘密警察萨瓦克大肆迫害无辜民众。1975年，大赦国际称全世界各国，伊朗人权纪录为最糟糕。

中国有句老话：与民为敌者，或迟或早，终必失败。一度不可一世的巴列维国王，失道寡助，四面楚歌。连他的老朋友美国，在力倡“人权外交”政策的新总统卡特上任后，在最后关头也劝其早日下台流亡。悔不该当初的巴列维国王，不得不垂泪对宫娥，1979年黯然离国。

想当年，伊朗王后骄傲宣称：“对伊朗人民而言，君主制意义非同凡响。2500年波斯历史中，君主制一日不可缺少，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下台的巴列维，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回答“您的支持者去了哪里”问题时，凄然表示：“如今也只有我自己了。”一路流亡的他，终生未能踏上故国。客死异乡，下场凄惨。

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后，前现代国家能够成功发动革命者，少之又少。霍梅尼凭借一己之力，一举推翻伊朗王朝，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反讽的是众多西方学者——当年声称巴列维国王有望统治到21世纪不成问题——已改口强调伊朗伊斯兰革命有着深厚的历史土壤与群众基础，国王下台乃历史的必然，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后见之明，沦为笑柄。

革命有其自身独特运行逻辑，它的发生就像世界大战和全球经济危机一样，无法归咎为单一事件，而是各种因素所激发的化学变化和连锁反应。例如，伊朗传统商人阶层，痛恨王室垄断有利可图的进出口贸易，暗中资助霍梅尼领导的反对运动，成为其幕后金主。而且巴列维国王当年实施的鼓励留学政策效果事与愿违，大批前往法国与美国的莘莘学子，感受强烈文化冲击，在反对国王专制体制的革命中积极串联。

法国思想家福柯，此时正好在伊朗，一度盛赞伊斯兰革命是公意的体现。历史学家指出，法国大革命期间，参与民众不过为当时全国人口的2%，而伊朗伊斯兰革命时期，约有10%的国民踊跃投身反对国王的游行示威，确实是人类历史上最壮观的革命之一。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其实是社会对国家的反抗，与西方传统的革命理论不同。西方革命往往是底层社会对上层社会的反抗，而伊朗革命则是整个社会与巴列维国王的决一死战。巴列维国王不是一般的独裁者，而代表了一个完全丧失政治正当性和社会基础的专制政权，无论其发展经济多么成功，其统治正当性早已消耗殆尽。而伊朗政府在巴列维国王统治后期，日益成为国王的统治工具，终于导致出现强烈的反弹。他目空一切，亲自掌握伊朗命运，某种意义上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任何妥协在当时都意味着背叛，自由派政治家巴扎尔甘，飞赴巴黎与霍梅尼密谈后，态度转为强硬，拒绝国王伸出的橄榄枝，不同意出任总理。其他自由派人士，谁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与国王达成分享权力协议，也势必被丑化为在美国主子的庇护下，向伟大的革命刺了致命的一刀，会立即被奔腾咆哮的汹涌民意冲垮。革命的激进化是必然逻辑。当年的著名口号正是：国王下台，哪怕洪水滔天！巴列维国王在上世纪60年代的自传中曾提及，伊朗号称“亚洲的法兰西”，伊朗人天性自由奔放云云。而伊斯兰革命与法兰西革命，的确不无相似之处。

革命之后：伊朗流血越多，革命的胜利就越大

1979年，伊斯兰革命让巴列维国王37年的统治土崩瓦解；革命37天后，临时政府的执政也成为历史舞台上的匆匆过客，霍梅尼成为最后赢家。

革命胜利不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一统天下，左翼人士与自由派迅速边缘化，完全丧失影响力，大批革命支持者被迫逃亡异国。革命后数月内，不完全统计，有150万人逃离伊朗，包括大批知识分子和工程师。随之国内银行存款大举外流。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第一位民选总统旋即遭弹劾，出逃法国，两位出任外交部长的自由派人士，一位被迫下台，另一位因“背叛革命”被处决。

霍梅尼的名言正是：“流血是必要的，伊朗流血越多，革命的胜利就越大！”保守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击败所有政治对手，于上世纪80年代建立霍梅尼领导下的伊斯兰共和国，实行由伊斯兰教法专家监护下的共和体制。

而后伊朗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对黄赌毒等丑恶现象全面宣战。同时也采取强制措施，规定妇女必须佩戴面纱，虽保留女性投票权，但公共场所男女隔离成为常态。伊朗女性地位不升反降，小说《德黑兰的囚徒》中女主角的悲惨遭遇只是沧海一粟。

1989年霍梅尼病逝，拉夫桑贾尼启动经济改革，哈塔米推行政治改革，效果均不尽如人意。1999年，德黑兰大学生的抗争在官方压制下，无果而终。自内贾德上台后，重归民粹路线，“德黑兰之春”渐告终结。年轻的城市中产阶级与贫穷的底层民众，仿佛置身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互相反感憎恨，水火不容。

现今，由于政府限制过多，民众无处可去打发闲暇，公园、戏院与电影院成为今日伊朗民众休闲去处。如今伊朗出口电影名气极大，仅次于石油。而伊朗博客数量也一跃成为全球第五，与巴列维国王当年放言21世纪伊朗会成为世界第五强国，形成有趣对照。

回顾30多年前的伊斯兰革命，伊朗最大的问题，还是国内发展迟迟无法步入正轨。对革命无端贬斥与盲目吹捧，无济于事。国家与社会再度渐行渐远，贫富分化日趋严重。历届政府有关经济多元化，摆脱国家过度依赖石油出口的承诺，成为笑柄。内贾德政府口口声声要改善底层民众生活，但民粹主义的举措根本缺乏持续性。

2009年，伊朗大选，恰逢伊朗革命30年，也是1980年以来第十次总统大选。这本应是制度化的大好时机，但选举舞弊引发种种质疑之声，暴露出伊斯兰革命的致命弱点。今日伊朗70%国民为30岁以下的年轻人，对伊斯兰革命已无太多感情。未来伊朗向何处去？

英国学者卡尔弗特慨叹：一场伟大的革命往往是通往下一场革命的驿站。伊斯兰革命发人深省。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建立的是一个神权高于一切，一元化的社会。现在，伊朗不得不在革命与发展、大炮与黄油、一元化与多元化、“输出革命”与“文明对话”之间作出抉择。